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，历史发挥着特殊作用。对于历史，一方面，孔子强调历史记载的真实性，他称赞“书法不隐”的董狐为“古之良史”；但另一方面，孔子自身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，出于“为尊者讳、为亲者讳、为贤者讳”的目的，未能完全遵守“书法不隐”原则，反而有所“曲笔”。那么，如何看待孔子对待历史的这一矛盾态度？在“不隐”和“曲笔”之间，反映了孔子怎样的历史观？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
强调历史的真实性
在探讨孔子的历史观之前，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：历史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他的政治主张来源于真实历史，是其在深入了解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提出的。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是孔子的核心主张，而周代礼制又是在损益夏商两代礼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。孔子在考察三代礼制的沿革时，尽管曾惋惜于夏商两代“文献不足”，但仍然发出了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”的感叹。由此可见，孔子通过考察历史，对于礼制的沿革和具体内容都有深入了解，这也让他在当时获得了“知礼”的名号。
孔子极力借助历史阐述恢复西周礼制的必要性，如他通过指出“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”且“古之人皆然”，来论述实行三年之丧的合法性。由此，孔子十分重视发挥历史所具有的教化功能。他在与弟子的交流过程中，经常通过点评历史人物，使弟子意识到仁与礼的重要性，以及明白如何才能真正“行仁”“知礼”。例如，孔子赞扬舜禹“有天下而不与”、伯夷叔齐“求仁而得仁”、泰伯“三以天下让”、管仲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德行与功绩，批判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、管仲“树塞门，有反坫”、晋文公“谲而不正”，质疑微生“高直”等，都是在教育弟子们如何在仁和礼的要求下守而勿失。
正是由于历史是孔子思想的直接来源，是他进行传道和教化的重要助力，因而决定了他必然强调历史的真实性。建立在虚假历史基础上的政治主张是难以服众的，这正是孔子编纂《春秋》时没有选择“载之空言”，而是强调“见之于行事”的深层原因。正如清代学者皮锡瑞所指出的那样，“言理则虚，征事则实”。孔子希望通过具体的事例，向人们展示如何才能真正符合礼的要求，从而避免出现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这样的“天下大过”，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必然要使人们对历史和现实有着基本的了解。孔子不仅在口头上称赞历史记叙真实性的重要意义，在实践中也努力践行这一原则。如相关资料不足时，孔子赞同“史之阙文”的做法，体现了他对待历史的严谨态度。
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
历史是孔子思想的直接来源，然而孔子并不希望他的思想仅仅停留在笔墨之间。孔子曾感叹道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。”他希望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，以此构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。在孔子生活的时代，礼乐制度已经崩坏，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乃至“陪臣执国命”成为普遍现象。面对这一局面，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代礼乐制度，让现实重归有序与稳定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孔子与弟子周游列国，力图使自己有关“仁”“礼”“正名”的思想能够被统治者所接受。然而，由于“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”，孔子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。到晚年，他意识到“道之不行”的现实之后，决心通过历史编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主张，由此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——《春秋》。
在当时，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史官和历史记录，《春秋》是这些历史记录的通用名称之一，墨子就曾表示自己见过“百国春秋”。而在所有这些历史记录中，鲁国的记录无疑是最完整的，以至于晋国大臣韩宣子在观看《鲁春秋》后，发出了“周礼尽在鲁”的感慨。鲁国详备的历史记录为孔子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，然而，孔子的工作既不是简单地编纂整理历史材料，也不是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创作，而是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，将自己信奉的伦理价值灌注其中，正所谓“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”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”。不仅如此，孔子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方式，通过细微之处的遣词用字来表达爱憎褒贬的态度。他希望借此纠正当时混乱的等级宗法和礼乐制度，达到“正名”的效果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孔子极力批判各种违礼行为，司马迁也称孔子“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”，但事实上他对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着显著不同的批判力度。概而言之，孔子在历史叙述上具有明显的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的倾向。如在“践土之会”一事上，晋文公和周天子的行为同属失礼，但孔子顾及周天子的尊严而讳之曰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；在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后，孔子用“春王正月，公在乾侯”来隐晦地叙述此事，从而表达出对季氏僭越的不满和维护昭公君位的态度。正如《公羊传》所指出的那样：“《春秋》录内而略外。于外，大恶书，小恶不书；于内，大恶讳，小恶书。”这种为尊亲“隐恶”的做法与孔子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”的信念不谋而合。从这里可以反映出，尽管孔子强调历史记录的真实性，但他并未将真实视为历史的最高价值。在孔子看来，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。
孔子历史观的影响与启示
孔子借助编纂历史传达自己的政治理想、抨击违礼行为，以希达到重建礼乐秩序的目的，为此不惜以“曲笔”的方式维护尊亲者的地位和尊严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绝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。一方面，孔子“曲笔”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，《春秋》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信史。另一方面，有证据表明，孔子在“曲笔”之处，往往通过其他方式传达历史真实，而非将事实彻底掩盖。如他在《论语》中称晋文公“谲而不正”，其原因恐怕与践土之会以臣召君脱不开，这相当于以另一种方式还原了历史。
然而，《春秋》作为一部历史著作一经流传，其以历史服务于政治的做法所产生的影响力，远远大于孔子对历史真实性的强调。后人对孔子著《春秋》的赞颂，也多是基于其政治价值。如孟子将孔子著《春秋》的功绩与大禹治水、周公平天下相提并论，称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；司马迁称赞《春秋》能够“拨乱世反之正”。自班固以降，正统史家多将义理的重要性置于真实之上，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和价值。如左丘明“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”，对于人们更好理解《春秋》所记之事原本具有极高价值，但与阐释《春秋》义理的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二传相比，《左传》在后世遭到巨大非议，朱熹称其“只知有利害，不知有义理”。
随着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意义被不断强调，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努力则不断式微。借《春秋》之义，曲解历史、托古改制逐渐成为一种流行做法。汉初的陆贾与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，便开始借孔子的名义宣扬改制诉求，这一做法又被后人反复借鉴，以至于人们对于《春秋》义理的阐发，成为针对当时弊政提出改革方案的合法性来源，一直到清末的康有为莫不如是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历史逐渐丧失了其主体性地位，其真实性与否也不再被重视，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。这无疑背离了孔子“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”的本意。在这里，我们并不想苛责孔子，他已努力保持历史真实性与功能性价值之间的平衡，但这一天平最终滑向了后者。然而，失去真实性的历史，其说服力极为有限，也无从发挥服务于政治的功能。我们必须将求真作为历史的最高价值，只有真实的历史，才是能提供智慧和借鉴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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